第十二章 唯有牺牲，方能保存。(1/3)
回到小楼，黎管家带人去处理老冯的后事还没回来，昨晚地安门燕翅楼发生的事也没见报。我把小桃儿托给徐婶儿，一个人来到东小院的阁楼。
这里本来是个储藏室。
三年前，我和玉成、云瞻刚上大学，一起成立了一个戏剧社，盖逢源是最先加入的新成员，让他贴上大胡子演那些张牙舞爪的洋人大坏蛋他也不生气。
可惜戏还没演过几场，当局便下了通知，认为我们排演的剧目有偏左嫌疑，勒令重排。谢云瞻为人心气颇高，当然不肯，掀了桌子散了社。储藏室里这一柜子红酒就是在我们的散社宴上盖逢源极力向我推荐的。
我耳根子软，花了一大笔钱从他父亲的西班牙老家订购了两箱白葡萄酒，结果费劲千辛万苦运过来的两大箱子，一打开，里面全是红的。盖逢源为了安慰我，敲锣打鼓系着大红花送了一个银光闪闪镶玻璃面的高级酒柜到我家，我们的友谊才正式建立起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在小溪边围坐一圈，喝着“白”葡萄酒聊天。盖逢源说起他父亲老家的游击战术，又不知怎么跳跃到他母亲祖国有一位卡尔·马克思先生，还有一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问我们知不知道。
我记得那时谢云瞻似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没有接话，奚玉成却爽朗一笑，抚掌说：“当然知道！全世界都见证了苏联革命的成功！”
吓得在一旁浇花的徐用冲过来捂住他的嘴，挤眉弄眼地说：“也不看看这是在哪儿，你们既然要谈主义，就去苏区谈，别在北平，成天净给我们近书找麻烦！”
后来奚玉成和谢云瞻常常去西直门城根下徐用开的假发店打秋风，徐用嫌弃，他们就做出“主义”的口型，徐用就会拿起菜刀追着他们杀出二里地。追着追着，就到了东太平里我家的小餐厅。
酒还剩好多瓶，一起喝酒的人不知何时能回家。
刚开始，顾欢何要睡在这间房的时候，我还猜他也许是个酒疯子。哪知道他滴酒不沾，沾杯就倒。
那时我想从喝醉的他口里套话，却被他搂得紧紧的，哭了半宿。
我不甘心，又灌了他好几天的酒，到最后，哭倒是不哭了，但搂得更紧了，也终于说了点人说的话：“娘……我饿得心慌。”
遂放弃。
直到昨天，暮色起时，我们并肩躺在小溪前的绿草地上，他伸出手替我遮住涌上来的霞光，身旁的小博山炉里燃起袅袅的鸡舌香，安静美好，他轻轻说：“我想你大概不爱特意过这一天，不过还是很想跟你说一句，祝你明日生辰，快乐。”
他的声音放得很低，透进风里，像那些在溪水里漾开的云，我想，他大概觉得我不会听见。
我知道他要离开了。他是地下党，他已经因为我停留太久，他必须撤离。
巫婴的故事，我并不是从岳伯母那里第一次听到。六年前，我和黎管家流落沈阳街头，大雪纷飞，还要躲避伪满的盘查，几乎活不成。
黎管家当掉了最后一件夹袄，在能刊发全华北的报上发了一则我娘牺牲前写的新诗，寄希望于她的同志们或能看见，可那时我娘都已经牺牲三年了。
这里本来是个储藏室。
三年前，我和玉成、云瞻刚上大学，一起成立了一个戏剧社，盖逢源是最先加入的新成员，让他贴上大胡子演那些张牙舞爪的洋人大坏蛋他也不生气。
可惜戏还没演过几场，当局便下了通知，认为我们排演的剧目有偏左嫌疑，勒令重排。谢云瞻为人心气颇高，当然不肯，掀了桌子散了社。储藏室里这一柜子红酒就是在我们的散社宴上盖逢源极力向我推荐的。
我耳根子软，花了一大笔钱从他父亲的西班牙老家订购了两箱白葡萄酒，结果费劲千辛万苦运过来的两大箱子，一打开，里面全是红的。盖逢源为了安慰我，敲锣打鼓系着大红花送了一个银光闪闪镶玻璃面的高级酒柜到我家，我们的友谊才正式建立起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在小溪边围坐一圈，喝着“白”葡萄酒聊天。盖逢源说起他父亲老家的游击战术，又不知怎么跳跃到他母亲祖国有一位卡尔·马克思先生，还有一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问我们知不知道。
我记得那时谢云瞻似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没有接话，奚玉成却爽朗一笑，抚掌说：“当然知道！全世界都见证了苏联革命的成功！”
吓得在一旁浇花的徐用冲过来捂住他的嘴，挤眉弄眼地说：“也不看看这是在哪儿，你们既然要谈主义，就去苏区谈，别在北平，成天净给我们近书找麻烦！”
后来奚玉成和谢云瞻常常去西直门城根下徐用开的假发店打秋风，徐用嫌弃，他们就做出“主义”的口型，徐用就会拿起菜刀追着他们杀出二里地。追着追着，就到了东太平里我家的小餐厅。
酒还剩好多瓶，一起喝酒的人不知何时能回家。
刚开始，顾欢何要睡在这间房的时候，我还猜他也许是个酒疯子。哪知道他滴酒不沾，沾杯就倒。
那时我想从喝醉的他口里套话，却被他搂得紧紧的，哭了半宿。
我不甘心，又灌了他好几天的酒，到最后，哭倒是不哭了，但搂得更紧了，也终于说了点人说的话：“娘……我饿得心慌。”
遂放弃。
直到昨天，暮色起时，我们并肩躺在小溪前的绿草地上，他伸出手替我遮住涌上来的霞光，身旁的小博山炉里燃起袅袅的鸡舌香，安静美好，他轻轻说：“我想你大概不爱特意过这一天，不过还是很想跟你说一句，祝你明日生辰，快乐。”
他的声音放得很低，透进风里，像那些在溪水里漾开的云，我想，他大概觉得我不会听见。
我知道他要离开了。他是地下党，他已经因为我停留太久，他必须撤离。
巫婴的故事，我并不是从岳伯母那里第一次听到。六年前，我和黎管家流落沈阳街头，大雪纷飞，还要躲避伪满的盘查，几乎活不成。
黎管家当掉了最后一件夹袄，在能刊发全华北的报上发了一则我娘牺牲前写的新诗，寄希望于她的同志们或能看见，可那时我娘都已经牺牲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