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警察的时候，李译总嘲笑我是老好人，说我脾气太好，会遭人欺负。我那时候听了也只是一笑而过，因为我明白，李译并不是真心笑话我，他只是担心我总帮同事干这干那，累到自己。直到遇见张明生，我才明白，在毫无道德底线的变态面前，所谓的善良只会变成犹豫、茫然、自我折磨，大义凛然的宣言和低三下四的讨好无法帮我立足，也没办法保护我想保护的人。我觉得自己变了，有时会因为这种变化而痛苦。
但只要詹韦清一出现，我就觉得，或许我还可以再坏一点，或许我可以多摆摆张太太的架子。
他和我的生活本来没什么交集。詹韦清，一个家世优越的记者，看起来无欲无求，甚至颇有些反抗权贵的意思，这让他在平头百姓口中一向风评不错。他的穿着和行事都低调得刚刚好——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从前有看报纸的习惯，总是在早上带一份晨报去办公室，李译每次经过我办公室讨咖啡，都会顺便带走上一份我看完的报纸。
我无奈地笑，将热咖啡递给他：“那是大前天的报纸，上面通缉的犯人现在正在接受审讯呢。”
李译说：“反正我只是看个乐子，也不在乎实效性。”
我说：“这是正经晨报，八卦消息很少的，你看什么乐子。”
李译用手指啪啪弹了几下报纸，他说：“当然是看作秀的公子哥记者詹韦清又写了什么陈词滥调咯。”
我说：“或许人家真的是热爱自己的岗位，而且我看他的笔锋挺犀利的，外界也传，他和家里的关系不好……”
李译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他说：“一个记者，这么高调地叛逆，竟然从没出过事，并且风评还这么好，师兄，你猜猜是为什么？”
我想了想，发现李译说得还算有点道理，传闻和家里关系不好的少爷小姐数不胜数，他们都声称自己需要自由，追求自由，但像张明生那种被赶出家门、连一顿热饭都吃不起的少爷，也确实很少。老一代的人有老一代的手腕，新一代的人有新一代的障眼法。不过当时我对权贵的争斗并不敏感，总觉得天塌下来仍有法律撑起一片净土，詹韦清这个名字也只是在我的人生中浅浅拂过。我不是没有在查案过程中被权贵为难过，可那时我觉得，有人为难我、看不起我，也有人替我解围、好心配合，我一腔情愿地认为，是人与人不同，而不是群体与群体不同。
来到张家，变成余怀青，我忙于自保，没太注意张明生的交友圈。我知道詹韦清与张明生自小一起长大，似乎非常亲密，张明生没有兄弟姐妹，詹韦清就拜他作兄长。张家老先生也总对詹韦清笑脸相迎。我常常想，假如詹韦清是个女孩，或许张明生也不会抓我来做他的太太。
但这些都不是我厌恶詹韦清的原因。
张耀年这个爷爷对自己长孙张明生不太满意，却很喜欢自己的重孙女可可。可可四岁生日那年，张耀年做东摆宴，大发请帖，说是人越多越好，能冲一冲可可身上的病气。我并不赞同这种封建迷信的行径，但在张耀年面前，张明生都只是站着微笑不说话，我哪有机会插嘴。
我身体不好，没法长久地主持场面，张耀年就请来了詹韦清帮忙。
我也乐得自在，由阿海推着，去花园里拜一颗老石。当年可可早产，所有医生都说这孩子很难养大。我心力交瘁，整天倒在病房里昏昏沉沉，张明生终日脸色铁青，动不动就动怒。为了可可，张家请了许多医生，甚至还动了请道士算命做法的心思。有一天，阿海来到我床边悄悄对我说，自己家乡有一种习俗，假如小孩子身体不好，就会替孩子认一颗石头或一棵树为亲戚，求它们保佑孩子长命百岁。阿海穿着黑色西装，耳边带着通讯蓝牙，他是张明生最忠诚的下属，甚至带有配枪，此刻他却站在我的床头，微微弯腰，一脸认真的稚气，他说，他为找来了一颗坚韧的石头，它会是可可的叔叔，也会是我的哥哥，他希望我活下去，我和可可都会活下去。
我听了只觉得好笑，可我没有力气笑。我受了很多苦，也想过很多次自杀，但就在我一次又一次挺过来、甚至接受自己拥有一个亲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却告诉我，这个孩子或许活不久了。我不伤心，也不绝望，我陷入了虚无，漫长的虚无。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世界对我也没有眷顾，即使我在痛苦里咬牙切齿、试图拢住最后一丝希冀时，老天爷也在嘲讽我，嘲讽我的畸形的身体和不堪的身份，嘲讽我这样的人只配夹缝中生存。我没想到的是，就在那一天，可可的状况突然出现了转机。她挺了过来。躺在保育箱中的小小生命，完成了第一次平稳呼吸，继而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我爱听她的呼吸，每次为她讲完故事，她都缩在我的怀里沉沉睡去，在被漆成天蓝色的儿童房里，我独自清醒，她的呼吸伴着起伏的胸膛，沉稳、健康，我听着看着，也觉得自己的心脏跳动得更加有力。
或许真的是她的石头叔叔起了作用，或许又只是张明生黑着脸命令所有医生必须保住他的太太和女儿的缘故。
我是感谢阿海的，虽然只有一点。毕竟他对张明生的无条件服从是拉我陷入深渊的因素之一。我也意识到，我和张明生的关系，在他人眼里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定义。阿海觉得张明生很爱我，不能失去我，阿海也觉得我很爱可可，失去可可就会走向自毁。我敬佩他的专业能力和忠诚，却质疑他的眼睛和智商。
张明生不爱我，就好像我不爱可可。
但只要詹韦清一出现，我就觉得，或许我还可以再坏一点，或许我可以多摆摆张太太的架子。
他和我的生活本来没什么交集。詹韦清，一个家世优越的记者，看起来无欲无求，甚至颇有些反抗权贵的意思，这让他在平头百姓口中一向风评不错。他的穿着和行事都低调得刚刚好——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从前有看报纸的习惯，总是在早上带一份晨报去办公室，李译每次经过我办公室讨咖啡，都会顺便带走上一份我看完的报纸。
我无奈地笑，将热咖啡递给他：“那是大前天的报纸，上面通缉的犯人现在正在接受审讯呢。”
李译说：“反正我只是看个乐子，也不在乎实效性。”
我说：“这是正经晨报，八卦消息很少的，你看什么乐子。”
李译用手指啪啪弹了几下报纸，他说：“当然是看作秀的公子哥记者詹韦清又写了什么陈词滥调咯。”
我说：“或许人家真的是热爱自己的岗位，而且我看他的笔锋挺犀利的，外界也传，他和家里的关系不好……”
李译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他说：“一个记者，这么高调地叛逆，竟然从没出过事，并且风评还这么好，师兄，你猜猜是为什么？”
我想了想，发现李译说得还算有点道理，传闻和家里关系不好的少爷小姐数不胜数，他们都声称自己需要自由，追求自由，但像张明生那种被赶出家门、连一顿热饭都吃不起的少爷，也确实很少。老一代的人有老一代的手腕，新一代的人有新一代的障眼法。不过当时我对权贵的争斗并不敏感，总觉得天塌下来仍有法律撑起一片净土，詹韦清这个名字也只是在我的人生中浅浅拂过。我不是没有在查案过程中被权贵为难过，可那时我觉得，有人为难我、看不起我，也有人替我解围、好心配合，我一腔情愿地认为，是人与人不同，而不是群体与群体不同。
来到张家，变成余怀青，我忙于自保，没太注意张明生的交友圈。我知道詹韦清与张明生自小一起长大，似乎非常亲密，张明生没有兄弟姐妹，詹韦清就拜他作兄长。张家老先生也总对詹韦清笑脸相迎。我常常想，假如詹韦清是个女孩，或许张明生也不会抓我来做他的太太。
但这些都不是我厌恶詹韦清的原因。
张耀年这个爷爷对自己长孙张明生不太满意，却很喜欢自己的重孙女可可。可可四岁生日那年，张耀年做东摆宴，大发请帖，说是人越多越好，能冲一冲可可身上的病气。我并不赞同这种封建迷信的行径，但在张耀年面前，张明生都只是站着微笑不说话，我哪有机会插嘴。
我身体不好，没法长久地主持场面，张耀年就请来了詹韦清帮忙。
我也乐得自在，由阿海推着，去花园里拜一颗老石。当年可可早产，所有医生都说这孩子很难养大。我心力交瘁，整天倒在病房里昏昏沉沉，张明生终日脸色铁青，动不动就动怒。为了可可，张家请了许多医生，甚至还动了请道士算命做法的心思。有一天，阿海来到我床边悄悄对我说，自己家乡有一种习俗，假如小孩子身体不好，就会替孩子认一颗石头或一棵树为亲戚，求它们保佑孩子长命百岁。阿海穿着黑色西装，耳边带着通讯蓝牙，他是张明生最忠诚的下属，甚至带有配枪，此刻他却站在我的床头，微微弯腰，一脸认真的稚气，他说，他为找来了一颗坚韧的石头，它会是可可的叔叔，也会是我的哥哥，他希望我活下去，我和可可都会活下去。
我听了只觉得好笑，可我没有力气笑。我受了很多苦，也想过很多次自杀，但就在我一次又一次挺过来、甚至接受自己拥有一个亲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却告诉我，这个孩子或许活不久了。我不伤心，也不绝望，我陷入了虚无，漫长的虚无。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世界对我也没有眷顾，即使我在痛苦里咬牙切齿、试图拢住最后一丝希冀时，老天爷也在嘲讽我，嘲讽我的畸形的身体和不堪的身份，嘲讽我这样的人只配夹缝中生存。我没想到的是，就在那一天，可可的状况突然出现了转机。她挺了过来。躺在保育箱中的小小生命，完成了第一次平稳呼吸，继而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我爱听她的呼吸，每次为她讲完故事，她都缩在我的怀里沉沉睡去，在被漆成天蓝色的儿童房里，我独自清醒，她的呼吸伴着起伏的胸膛，沉稳、健康，我听着看着，也觉得自己的心脏跳动得更加有力。
或许真的是她的石头叔叔起了作用，或许又只是张明生黑着脸命令所有医生必须保住他的太太和女儿的缘故。
我是感谢阿海的，虽然只有一点。毕竟他对张明生的无条件服从是拉我陷入深渊的因素之一。我也意识到，我和张明生的关系，在他人眼里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定义。阿海觉得张明生很爱我，不能失去我，阿海也觉得我很爱可可，失去可可就会走向自毁。我敬佩他的专业能力和忠诚，却质疑他的眼睛和智商。
张明生不爱我，就好像我不爱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