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事情杨度做不了主，所以他把球踢回到了北京我这里。一时之间，我也不好太明确的回答他，眼前的局势正是我尽量避免招惹英国人的时候，德国人希望中国海军配合他们行动的请求我都没答应，现在就更没有理由去支持阿富汗独立了。而且阿富汗一上来就摆明找冤大头出头的样子，这个与阿拉伯不同，我没有理由开始就明确答复他们。
于是这封折子就留中不发了，杨度是个大儒，向来有些文人的穷酸气，在这个关节口他敢跟王士珍顶牛也是他不智的证明之一。而这时候我在阿富汗问题上不置可否，很可能还会给他误会，要是到时候他自作主张做错了什么事，这么个人就可惜了。
所以就琢磨着要换将，那个地方毕竟还是战区，太文的官派过去的确是有些不合适，杨度这个人的使用，现在看起来当初我的确有些失误了。想了想又电话征询了徐世昌的意见，于是定下了由现总参谋部东亚司副司长赵秉钧中校前往。这家伙也是当年首批留德军官中，军阶最低的一个，当年跟着载沣出尽风头也让他的仕途在载沣倒台之后一直蒙着一层灰暗的阴影。
当然，这也是给个面子给徐世昌，徐世昌一直都是很器重赵的，这次也给他的面子，给赵秉钧晋了上校军衔，并以军人身份出任文官系统的教化司长职务，也算是一个特别的提拔了。我也相信这么个聪明人能在西疆打开一片局面来，毕竟那边环境之复杂，各方势力之交错，也需要一个聪明人去理一理。
至于杨度，则调他回了北京，正好北京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院来协调内阁总理大臣与内阁各部之间的办事效率，现行的制度是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直接与各部沟通，或者通过内阁书办司与各部协调，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直接去指导各部办公就有点太过，而让书办司具文或委派人员前去，又显得级别太低，所以承宣传部尚书康有为的建议，在内阁与各部之间增设一个弼德院，以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与各部之间的一个办事协调机构，弼德院的级别定在内阁总理副大臣级别上。
而首任的弼德院大臣则委给了梁启超，杨度与梁启超素来脾性相投，听说杨度得罪了王士珍大将军被调回京，也就要了这么个人过去，作为弼德院副大臣使用，实际上看来还高升了一些。
而弼德院其他人选的设置也是颇为精干，以辜鸿铭为首的内阁书办司撤并到了弼德院，而起复的袁世凯也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副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并兼着一个弼德院副大臣的职位，以作为将来他接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过渡，并让他熟悉熟悉民政事务。
内政方面的调整便随着杨度这个人物的调动初步实现了一定的变动，其实在欧洲开战大半年以来，内政方面也还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除了前几年就开始的军事工业优先的部分之外，其余的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北方和西方的这一些列大规模军事行动，也还并没有影响到普通老百姓阶层。
兵役部虽说最近要扩军，但是全国那么多行省，扩军到二百万，其实也就是新增了不到五十万的部队而已，摊到那么多行省一分，每个省也就是万把两万人，等若增加一两个师的配置而已。况且这还没算各个藩属国给宗主国使用的雇佣军。
中国人多地广，自海上防御体系开始建立，南，西，北三个方向的潜在强敌进行有目的有准备的防御和肃清之后，有着庞大的战略纵深的中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难从外部击溃的国家了，而唯一能够让这个国家崩溃的，就只有内乱，而在我统治之下这种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我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我死之后的事情，所以，在用人问题上我一直很谨慎，并且也始终在摸索一条在我身后或者死前几年能够平稳过渡到君主立宪体制的方法来。到现在为止，哪怕是最需要关注战争的时候，我也有相当程度的精力是放在这上面的。
这几天隆裕死后，西藏的高僧给她做法事的时候，我曾经强制命令那些喇嘛给我算过，他们的答复很奇怪，畏惧着说我恐怕活不过十年了，在将信将疑之余，我也有意识的加强了这方面的人事变动。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袁世凯。
从后世的角度看，在二元君主立宪制过渡到后世真正的君主立宪制的过程中，做的最好的也就是两个岛国，英国和日本。而英国的进程基本上是维多利亚女王对她儿子爱德华七世的特别排挤，以及后面两个国王特别是爱德华八世的不爱江山爱美人，反观日本，则是大正天皇的白痴，以及昭和天皇的二战失败。相比较而言，东方的君主更加恋栈权位，这也与东方的君主巨大的权威有关系。而我目前的三个皇子，传位给谁呢，这个问题也该我提上议事日程了。
长子去蒙古已经被派出在外，而次子与德国结亲，从外界看来很应该继承皇位，但是这也许恰恰是中国人最难接受的一点，而且他的性格上也有缺陷，他老婆太爱干政，将来不会太平稳的。所以，在美国留学的皇三子溥夏渐渐的开始走入我的视线。
溥夏主修的是法律，而听说他对宪政也很感兴趣，从报告来看，他跟现任内阁总理大臣戴鸿慈私下的信件联络也不少，而戴鸿慈也正是君宪制度的爱好者。这一点他也从来没有跟我隐瞒过。
溥夏在美国给我来信也不少，但都没有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不过看起来他对美国的制度很感新奇，美国没有君主，而他将来会怎么样呢？
考虑来考虑去，基本上也想不出什么特别的答案来，于是只有等待1913年下半年溥夏随罗斯福总统的访华行程回国后再做打算。
其实也无怪我多想，随着欧洲陆地战事的陷入僵局，在北方和西方我的军队又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阻挡的情况下，我的确也有多余的精力来想一想未来的储嗣问题。
直到1912年4月上旬的时候，陆续发生的英德海上小规模冲突才逐渐引起了我的注意力，根据德皇先前的命令和眼下的状况判断，德英海军在近期内很有可能就会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海上战争，以试图从陆地战争的泥潭中率先打开海上的局面。
而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压力也迫使德国海军不得不这样做。
于是这封折子就留中不发了，杨度是个大儒，向来有些文人的穷酸气，在这个关节口他敢跟王士珍顶牛也是他不智的证明之一。而这时候我在阿富汗问题上不置可否，很可能还会给他误会，要是到时候他自作主张做错了什么事，这么个人就可惜了。
所以就琢磨着要换将，那个地方毕竟还是战区，太文的官派过去的确是有些不合适，杨度这个人的使用，现在看起来当初我的确有些失误了。想了想又电话征询了徐世昌的意见，于是定下了由现总参谋部东亚司副司长赵秉钧中校前往。这家伙也是当年首批留德军官中，军阶最低的一个，当年跟着载沣出尽风头也让他的仕途在载沣倒台之后一直蒙着一层灰暗的阴影。
当然，这也是给个面子给徐世昌，徐世昌一直都是很器重赵的，这次也给他的面子，给赵秉钧晋了上校军衔，并以军人身份出任文官系统的教化司长职务，也算是一个特别的提拔了。我也相信这么个聪明人能在西疆打开一片局面来，毕竟那边环境之复杂，各方势力之交错，也需要一个聪明人去理一理。
至于杨度，则调他回了北京，正好北京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院来协调内阁总理大臣与内阁各部之间的办事效率，现行的制度是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直接与各部沟通，或者通过内阁书办司与各部协调，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直接去指导各部办公就有点太过，而让书办司具文或委派人员前去，又显得级别太低，所以承宣传部尚书康有为的建议，在内阁与各部之间增设一个弼德院，以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与各部之间的一个办事协调机构，弼德院的级别定在内阁总理副大臣级别上。
而首任的弼德院大臣则委给了梁启超，杨度与梁启超素来脾性相投，听说杨度得罪了王士珍大将军被调回京，也就要了这么个人过去，作为弼德院副大臣使用，实际上看来还高升了一些。
而弼德院其他人选的设置也是颇为精干，以辜鸿铭为首的内阁书办司撤并到了弼德院，而起复的袁世凯也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副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并兼着一个弼德院副大臣的职位，以作为将来他接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过渡，并让他熟悉熟悉民政事务。
内政方面的调整便随着杨度这个人物的调动初步实现了一定的变动，其实在欧洲开战大半年以来，内政方面也还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除了前几年就开始的军事工业优先的部分之外，其余的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北方和西方的这一些列大规模军事行动，也还并没有影响到普通老百姓阶层。
兵役部虽说最近要扩军，但是全国那么多行省，扩军到二百万，其实也就是新增了不到五十万的部队而已，摊到那么多行省一分，每个省也就是万把两万人，等若增加一两个师的配置而已。况且这还没算各个藩属国给宗主国使用的雇佣军。
中国人多地广，自海上防御体系开始建立，南，西，北三个方向的潜在强敌进行有目的有准备的防御和肃清之后，有着庞大的战略纵深的中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难从外部击溃的国家了，而唯一能够让这个国家崩溃的，就只有内乱，而在我统治之下这种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我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我死之后的事情，所以，在用人问题上我一直很谨慎，并且也始终在摸索一条在我身后或者死前几年能够平稳过渡到君主立宪体制的方法来。到现在为止，哪怕是最需要关注战争的时候，我也有相当程度的精力是放在这上面的。
这几天隆裕死后，西藏的高僧给她做法事的时候，我曾经强制命令那些喇嘛给我算过，他们的答复很奇怪，畏惧着说我恐怕活不过十年了，在将信将疑之余，我也有意识的加强了这方面的人事变动。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袁世凯。
从后世的角度看，在二元君主立宪制过渡到后世真正的君主立宪制的过程中，做的最好的也就是两个岛国，英国和日本。而英国的进程基本上是维多利亚女王对她儿子爱德华七世的特别排挤，以及后面两个国王特别是爱德华八世的不爱江山爱美人，反观日本，则是大正天皇的白痴，以及昭和天皇的二战失败。相比较而言，东方的君主更加恋栈权位，这也与东方的君主巨大的权威有关系。而我目前的三个皇子，传位给谁呢，这个问题也该我提上议事日程了。
长子去蒙古已经被派出在外，而次子与德国结亲，从外界看来很应该继承皇位，但是这也许恰恰是中国人最难接受的一点，而且他的性格上也有缺陷，他老婆太爱干政，将来不会太平稳的。所以，在美国留学的皇三子溥夏渐渐的开始走入我的视线。
溥夏主修的是法律，而听说他对宪政也很感兴趣，从报告来看，他跟现任内阁总理大臣戴鸿慈私下的信件联络也不少，而戴鸿慈也正是君宪制度的爱好者。这一点他也从来没有跟我隐瞒过。
溥夏在美国给我来信也不少，但都没有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不过看起来他对美国的制度很感新奇，美国没有君主，而他将来会怎么样呢？
考虑来考虑去，基本上也想不出什么特别的答案来，于是只有等待1913年下半年溥夏随罗斯福总统的访华行程回国后再做打算。
其实也无怪我多想，随着欧洲陆地战事的陷入僵局，在北方和西方我的军队又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阻挡的情况下，我的确也有多余的精力来想一想未来的储嗣问题。
直到1912年4月上旬的时候，陆续发生的英德海上小规模冲突才逐渐引起了我的注意力，根据德皇先前的命令和眼下的状况判断，德英海军在近期内很有可能就会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海上战争，以试图从陆地战争的泥潭中率先打开海上的局面。
而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压力也迫使德国海军不得不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