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被刘邦诈擒、贬为淮阴侯之后，由于彼此特殊的心理需要，双方之间有过还算融洽的一小段。（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能够轻易生擒韩信，实在是侥幸，人已经被押在车上了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他想弄明白韩信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被自己抓了？更想弄明白的，还是那个埋在心底的老问题，韩信到底有没有想过自己单干？有没有想过谋反？自己是识破了韩信还是冤枉了韩信？是自己更厉害，还是韩信不精明、有点傻？如果是，韩信那些令人羡慕不已的好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如果不是，又为何被自己生擒活捉？他心里痒痒。
韩信则是这个时候才明白垓下大战时刘邦、包括张良对自己的严重误解。
他们都缺乏直接指挥数十万大军的经验。直接指挥数十万大军，和直接指挥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以至数万人全然不同。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指大部队。小部队用不着，说走就能走，吃住问题，买也可以、借也可以，万不得已抢也可以；人少，客观条件都还具备。大部队不能说走就走，人太多了。怎么走？分几路？到哪吃？到哪住？粮食从哪里来？住到什么地方？都必须周密计划、提前安排、派出人马打前站。稍不留心，部队在路上就可能挤作一团、走都走不开，还打什么仗？！吃的问题更严重，同一条路上如果安排部队太多，前边部队把粮食买光了，后边的可能抢都没有地方抢，还如何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刘邦直接指挥的部队，最多的时候不过三两万人，且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有萧何替他周到安排。张良短暂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过百余人，更没有这种经验。韩信带兵，则是从数万到数十万、近百万，一开始就是大部队，吃饭、有的时候比打仗还重要。更何况吃饭和部队人数增长并不成比例，人多到一定程度，吃饭就可能比打仗还重要了；有的时候，能吃上饭、能按时到达就是胜利。所以，韩信带兵特别注意粮草先行，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刘邦和张良的位置已经太高了，没有人能想到他们不懂这些行军作战的常识，也就没有人敢指出这一点。韩信到这个时候还希望能解释，以为这是可以说开的事情。
两人都有需要，就很容易找到机会、凑到一起。
大概是在长乐宫修缮完成、刘邦搬进去之后，请韩信来宫中闲聊。两人都有意，话题很自然就谈到诸将的带兵能力。又都是重要当事人，就有点像赛后复盘了，兴致越来越高。
一个一个数下来，刘邦果然兴致勃勃地问：“如我，能将几何？”
韩信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便毫不客气地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他以为刘邦一定会问为什么，那他就可以展开解释，委婉说明垓下迟到的原因。是不是能够冰释前嫌他已经不大看重，韩信真的不是斤斤计较之辈，但这事情事关自己的人品，必须说清楚。
未曾想，刘邦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感觉当面受辱，是当面蔑视寡人！他立即反问：“如公何如？”
韩信没有意识到已经话不投机了，随口回答：“多多益办。”这固然是实话实说，却疏忽了对面是皇帝，又是早已经心生芥蒂、又感觉当面受辱的皇帝。
刘邦话锋一转、笑嘻嘻地、仿佛撩逗幼童一般、目不转睛地盯着韩信反问：“多多益办，何为为我擒？”
韩信差点被噎死，好一阵才缓过劲来，涌到嘴边的话又是不宜当面出口的。他家虽然贫困，但从小接受的是贵族教育，对人要以礼相待，有理也要让三分，不能出言不逊，不能让人下不了台。无可奈何，只得拍了一个迟到的马屁：“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刘邦确实可谓善将将，但伪游云梦委实不能说是善将将，不过是背信弃义、欺诈而已。刘邦的问话，有点仗势欺人、得乖卖脆的流氓无赖腔调。假如是在楚汉战争胜出之前，可以肯定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绝对不会把韩大将军抓起来。刘皇帝，得意忘形了。
必须说明，刘邦本不是这样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心底里有那么一点点。长期以来，外部的对手自然是项羽，内部的对手其实就是韩信。长期知道技不如人，长期担心取而代之，心中很是忐忑。如今居然胜利了，居然在内外两个战场都胜利了。他想高兴一把、庆贺一下。哪里还有比在对手面前高兴、庆贺更畅快的事情？！所以，刘皇帝一不小心放纵了一下、得意了一把，可谓偶尔露峥嵘。
韩信立即抽身而去。至那以后公开拒绝参加朝中的任何活动，再未和刘邦打过照面，更没有任何交谈，背景也不给他当了。一生心血、满腹豪情，居然奉献给了这样一个无耻之徒。
之后，刘邦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了新的判断，可能不是不行，而是缺乏自信。他决定试一把，征发三十万大军，亲自带兵平定韩王信，时为汉七年十月。
刘邦如果能够听韩信把话说完、或是听听韩信的意见，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在冷兵器时代，北部——中原皇朝和北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边境不适宜大兵团作战。自春秋战国至明朝，凡是中原皇朝占优势的时候、还有咱们一再炫耀的那些战例，都是数千、最多三两万人的精干部队，例如霍去病、例如卫青、例如李陵、例如窦宪。凡是少数民族政权占优势的时候、还有咱们不大提起的那些战例，都是大兵团，刘邦这一次30万，刘彻马邑之战也是30万，明英宗朱祁镇土木之变那一次20万、还有说50万的，类似战例，还有很多，别说打仗，吃饭喝水都很容易出问题。
刘邦这一次并非吃饭喝水出了问题。开国皇帝、马上皇帝，有足够的权威，又有萧何那样经验丰富的大管家。他遭遇的是皇帝权威和萧何经验都无可奈何的问题。
刘邦能够轻易生擒韩信，实在是侥幸，人已经被押在车上了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他想弄明白韩信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被自己抓了？更想弄明白的，还是那个埋在心底的老问题，韩信到底有没有想过自己单干？有没有想过谋反？自己是识破了韩信还是冤枉了韩信？是自己更厉害，还是韩信不精明、有点傻？如果是，韩信那些令人羡慕不已的好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如果不是，又为何被自己生擒活捉？他心里痒痒。
韩信则是这个时候才明白垓下大战时刘邦、包括张良对自己的严重误解。
他们都缺乏直接指挥数十万大军的经验。直接指挥数十万大军，和直接指挥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以至数万人全然不同。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指大部队。小部队用不着，说走就能走，吃住问题，买也可以、借也可以，万不得已抢也可以；人少，客观条件都还具备。大部队不能说走就走，人太多了。怎么走？分几路？到哪吃？到哪住？粮食从哪里来？住到什么地方？都必须周密计划、提前安排、派出人马打前站。稍不留心，部队在路上就可能挤作一团、走都走不开，还打什么仗？！吃的问题更严重，同一条路上如果安排部队太多，前边部队把粮食买光了，后边的可能抢都没有地方抢，还如何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刘邦直接指挥的部队，最多的时候不过三两万人，且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有萧何替他周到安排。张良短暂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过百余人，更没有这种经验。韩信带兵，则是从数万到数十万、近百万，一开始就是大部队，吃饭、有的时候比打仗还重要。更何况吃饭和部队人数增长并不成比例，人多到一定程度，吃饭就可能比打仗还重要了；有的时候，能吃上饭、能按时到达就是胜利。所以，韩信带兵特别注意粮草先行，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刘邦和张良的位置已经太高了，没有人能想到他们不懂这些行军作战的常识，也就没有人敢指出这一点。韩信到这个时候还希望能解释，以为这是可以说开的事情。
两人都有需要，就很容易找到机会、凑到一起。
大概是在长乐宫修缮完成、刘邦搬进去之后，请韩信来宫中闲聊。两人都有意，话题很自然就谈到诸将的带兵能力。又都是重要当事人，就有点像赛后复盘了，兴致越来越高。
一个一个数下来，刘邦果然兴致勃勃地问：“如我，能将几何？”
韩信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便毫不客气地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他以为刘邦一定会问为什么，那他就可以展开解释，委婉说明垓下迟到的原因。是不是能够冰释前嫌他已经不大看重，韩信真的不是斤斤计较之辈，但这事情事关自己的人品，必须说清楚。
未曾想，刘邦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感觉当面受辱，是当面蔑视寡人！他立即反问：“如公何如？”
韩信没有意识到已经话不投机了，随口回答：“多多益办。”这固然是实话实说，却疏忽了对面是皇帝，又是早已经心生芥蒂、又感觉当面受辱的皇帝。
刘邦话锋一转、笑嘻嘻地、仿佛撩逗幼童一般、目不转睛地盯着韩信反问：“多多益办，何为为我擒？”
韩信差点被噎死，好一阵才缓过劲来，涌到嘴边的话又是不宜当面出口的。他家虽然贫困，但从小接受的是贵族教育，对人要以礼相待，有理也要让三分，不能出言不逊，不能让人下不了台。无可奈何，只得拍了一个迟到的马屁：“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刘邦确实可谓善将将，但伪游云梦委实不能说是善将将，不过是背信弃义、欺诈而已。刘邦的问话，有点仗势欺人、得乖卖脆的流氓无赖腔调。假如是在楚汉战争胜出之前，可以肯定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绝对不会把韩大将军抓起来。刘皇帝，得意忘形了。
必须说明，刘邦本不是这样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心底里有那么一点点。长期以来，外部的对手自然是项羽，内部的对手其实就是韩信。长期知道技不如人，长期担心取而代之，心中很是忐忑。如今居然胜利了，居然在内外两个战场都胜利了。他想高兴一把、庆贺一下。哪里还有比在对手面前高兴、庆贺更畅快的事情？！所以，刘皇帝一不小心放纵了一下、得意了一把，可谓偶尔露峥嵘。
韩信立即抽身而去。至那以后公开拒绝参加朝中的任何活动，再未和刘邦打过照面，更没有任何交谈，背景也不给他当了。一生心血、满腹豪情，居然奉献给了这样一个无耻之徒。
之后，刘邦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了新的判断，可能不是不行，而是缺乏自信。他决定试一把，征发三十万大军，亲自带兵平定韩王信，时为汉七年十月。
刘邦如果能够听韩信把话说完、或是听听韩信的意见，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在冷兵器时代，北部——中原皇朝和北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边境不适宜大兵团作战。自春秋战国至明朝，凡是中原皇朝占优势的时候、还有咱们一再炫耀的那些战例，都是数千、最多三两万人的精干部队，例如霍去病、例如卫青、例如李陵、例如窦宪。凡是少数民族政权占优势的时候、还有咱们不大提起的那些战例，都是大兵团，刘邦这一次30万，刘彻马邑之战也是30万，明英宗朱祁镇土木之变那一次20万、还有说50万的，类似战例，还有很多，别说打仗，吃饭喝水都很容易出问题。
刘邦这一次并非吃饭喝水出了问题。开国皇帝、马上皇帝，有足够的权威，又有萧何那样经验丰富的大管家。他遭遇的是皇帝权威和萧何经验都无可奈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