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风气突然转变,现在绝大多数人大唱赞歌,认为军心可用,这让从小长于深宫,临危受命,完全缺乏政治和军事经验的宋钦宗也转变了态度。

    宋钦宗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从小活的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他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果断的人,很容易被别人影响。

    于是当朝堂上都是主和的声音,他就支持王孝迪挖地三尺搜刮金银。现在突然朝堂上都是主战的声音了,那些文官一个个都能言善辩,主和的时候能找出一百种说服皇帝的理由,主战的时候,也能说出一百种道理。

    顿时让宋钦宗觉得,取胜应该很容易。

    李纲上奏:“金兵不过六万人,大半都是女真人征服的奚族、契丹人和渤海杂种部队,女真精锐只有三万。大宋则已经聚集了二十万勤王大军,数倍于敌,可以一战。”

    这话李纲天天说,但现在终于被大多数文官认可了。

    文官们转变了态度,西军将领们则一直没有改变,自从来到东京,西军将领一个个是抢着请战,生怕女真人跑了,没功劳可捞。

    这些将领的表态,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一种急切的立功心态。

    不得不说,种师道带来的这些西军,实在是太彪了。

    但他们彪,有彪的理由。

    因为他们是王安石变法以来,唯一遗留的硕果。

    王安石之所以变法,主要是军事上一直被辽国压制,连西夏这样的小国也能欺负大宋,是可忍孰不可忍;经济上,民生凋敝,随着经济发展,民间资本积累,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穷人破产,贫富分化严重。

    于是王安石决定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一些政策遗留了下来。比如保甲法,第二次开封保卫战中,三十万开封市民能武装起来,就是因为保甲编制,让基层市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更有价值的硕果,是留下了一只能打的西军。

    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军制已经彻底腐化。原本的轮戍制度废弃,禁军成为固定驻扎的部队。东京禁军已经完全不能打,因为几代人住在东京,导致东京禁军已经彻底成为一只富庶市民文化的军队,奸猾有余,悍勇不足。

    于是在面对西夏的正面战场上,王安石支持地方招募军队,长期训练。陕西这地方,民风一直都比较彪悍,历来都出强兵,秦兵历来耐苦战。这当然不可能是人种的问题,而是环境造就的。因为这里大多数时期,都是抵抗北方或西北游牧势力的前线。汉代对抗匈奴,唐代对抗吐蕃。

    在宋代,则对抗西夏。以前北宋朝廷不信任军队,军队集结在首都,战时派往边境,可这一套到西夏时期,多次被西夏打的全军覆没。王安石变法开始改革,准许当地官府在当地招募军队,一方面当地民风彪悍,另一方面降低军队从首都调动的费用。

    这一改革颇有成果,不但抵挡住了西夏的攻势,还在宋徽宗时期,有了反攻能力。童贯带领着招募来的西军,都能够打的西夏割地求和,将过去失陷的领土全部夺了回来。有种说法认为,如果不是金国突然灭了北宋,北宋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灭掉西夏。

    长期对西夏的反攻和主动进攻,锻炼出了一大批善战的将门世家。比如秦凤两州的种师道家族,已经三代为西军将领;还有泾原路的折可适家族,戏剧中杨家将里那个威风凛凛的老太君,就是折家的女儿折赛花;甚至包括麟州的杨家将也是西军将门之一。

    西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一方面在于兵强,招募的都是拥有自古传承下来的军事文化的关陇士兵,这些关陇兵,从秦汉时就习惯了当兵吃粮,他们成长的环境,村村寨寨都有寡妇,战死沙场是一种常态,对战争早就习惯甚至麻痹,没什么畏惧心态。杀敌立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西军将领够专业,王安石变法又给放开了他们的手脚,允许这些专业的西军将领直接指挥,而不用让文官插手,或者派遣监军。结果西军在没有耗费太多中央财政的基础上,紧靠关陇地方支持,就发动了两次平夏城之战,一次横山之战,将西夏最后一个险要横山也攻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