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申时行坐立不安的，并不是高务实已经够资格让魏学曾出面帮他——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事。
魏学曾是什么人？隆庆年间高拱回朝，以次辅兼掌吏部尚书，彼时魏学曾便已经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实际上的“第一助手”。
换句话说，他是和高拱一辈的。只是他这个人的官运说好也不太好，当时如果正常发展的话，他其实是挺有希望赶在许国之前入阁的，谁知道……丁忧了。
后来回朝几年，其中还经历了高务实中状元等事，原以为这次该入阁了，结果不仅没入阁，还又丁忧了，最后就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等他丁忧完要回朝，燕京方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都处在满编状态，张四维实在没办法给他弄回燕京(他资历太高，不可能降级用为侍郎)。万般无奈之下，便只好让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户部尚书，等京师出缺再北调回来。
谁料，接下来张四维自己丁忧了。
不管怎么说，魏学曾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现在的实学三阁老之一，但其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绝对不弱于现在的许国、张学颜和吴兑。
高务实能请动魏学曾为他站台、办事，足以说明高拱、郭朴、张四维三代首辅所留给他的政治资源已经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说，随着魏学曾的上疏，申时行“掂量高务实斤两”的计划算是已经完成，他已经知道了高务实的实力，知道他在实学派内部的实际地位不会弱于许国这个名义上的党魁。
但对于高务实现在这样的实力，申时行好歹也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会让他叹息一声，却不至于感到惊惧。
让他惊惧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学曾这道上疏的矛头所指。
这道奏疏，咋一看是弹劾潘晟，但申时行敏锐的发现那并不是魏学曾的重点。魏学曾其实只是顺便弹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应天、浙江一带重新拟定税率。
大明朝的税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定下的，它不像后世的税率那样拥有全国统一性，而是一地一税，以开国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根基搞出来的，后续调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论上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固定的税制肯定会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该多调整调整，让税率始终符合各地的实际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发展快了，这税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区发展慢了，这税率就应该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财政问题上的一贯僵化表现，这种想法显然是在做梦。简单的说是怎样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税率，当地(本县、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势必跳出一大堆人来哭穷卖惨，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税、免税什么的，才会听见歌功颂德的声音。
为何大明收税越收越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体到应天、浙江等地，提高税率这种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没人敢碰的禁忌话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虽然经济最发达，可是它们培养出来的官员也最多，朝廷中当政的大佬们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税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举南北榜来平衡官员选拔的地域问题，但这种局面的改观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南官员背后依靠着全国经济最强的地区，该地区的大商人们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都在背地里出资支持本地官员的“发展”，这个问题前文有述，此处不赘言。
魏学曾是什么人？隆庆年间高拱回朝，以次辅兼掌吏部尚书，彼时魏学曾便已经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实际上的“第一助手”。
换句话说，他是和高拱一辈的。只是他这个人的官运说好也不太好，当时如果正常发展的话，他其实是挺有希望赶在许国之前入阁的，谁知道……丁忧了。
后来回朝几年，其中还经历了高务实中状元等事，原以为这次该入阁了，结果不仅没入阁，还又丁忧了，最后就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等他丁忧完要回朝，燕京方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都处在满编状态，张四维实在没办法给他弄回燕京(他资历太高，不可能降级用为侍郎)。万般无奈之下，便只好让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户部尚书，等京师出缺再北调回来。
谁料，接下来张四维自己丁忧了。
不管怎么说，魏学曾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现在的实学三阁老之一，但其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绝对不弱于现在的许国、张学颜和吴兑。
高务实能请动魏学曾为他站台、办事，足以说明高拱、郭朴、张四维三代首辅所留给他的政治资源已经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说，随着魏学曾的上疏，申时行“掂量高务实斤两”的计划算是已经完成，他已经知道了高务实的实力，知道他在实学派内部的实际地位不会弱于许国这个名义上的党魁。
但对于高务实现在这样的实力，申时行好歹也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会让他叹息一声，却不至于感到惊惧。
让他惊惧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学曾这道上疏的矛头所指。
这道奏疏，咋一看是弹劾潘晟，但申时行敏锐的发现那并不是魏学曾的重点。魏学曾其实只是顺便弹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应天、浙江一带重新拟定税率。
大明朝的税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定下的，它不像后世的税率那样拥有全国统一性，而是一地一税，以开国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根基搞出来的，后续调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论上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固定的税制肯定会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该多调整调整，让税率始终符合各地的实际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发展快了，这税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区发展慢了，这税率就应该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财政问题上的一贯僵化表现，这种想法显然是在做梦。简单的说是怎样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税率，当地(本县、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势必跳出一大堆人来哭穷卖惨，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税、免税什么的，才会听见歌功颂德的声音。
为何大明收税越收越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体到应天、浙江等地，提高税率这种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没人敢碰的禁忌话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虽然经济最发达，可是它们培养出来的官员也最多，朝廷中当政的大佬们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税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举南北榜来平衡官员选拔的地域问题，但这种局面的改观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南官员背后依靠着全国经济最强的地区，该地区的大商人们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都在背地里出资支持本地官员的“发展”，这个问题前文有述，此处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