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原本计划在九江过年，然后出发返回湖广，可是前来和明军联姻的人数大大超出了一开始的预计，看上去有一些地主、富农也在其中，甚至比例还不算很低。
在邓名原先的估计中，一百两银子对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产，虽然有通贼的威胁，但还是有很多人将会抵抗不住这个诱惑，而且明军出钱行贿胥吏更改了资料，不会给农民留下什么麻烦。明军大概会在江西为一半士兵谈好婚事，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是农民家的女儿。
江西会因此形成一个明军的岳家集团，在邓名看来，花这么一笔钱对明军也是有好处的，起码这些把姑娘嫁给明军的人不会称呼明军为贼；而且这几十万两银子会有一部分变成明军岳家集团手中的土地，虽然几率不高但可能会就此产生出一些读书人，对明军扩大影响也有助益。
开始的时候，邓名并不认为会有很多富农、小地主冒着通贼的危险来和明军联姻。可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判断完全不对，最贫穷的那部分农民虽然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很多，但最后相当一部分还是选择了放弃。他们处于被欺压的底层，对官府极为畏惧，生怕贪图这一百两银子会给全家带来灭顶之灾。只有极少数胆子特别大的，或是特别穷的人不顾一切地与明军联姻，以解燃眉之急。
出乎邓名意料的是，来和明军联姻的人中间，富农和小地主占了不小的比例。一百两银子对小地主、小土豪的诱惑要小一些，他们不需要这笔钱为家庭带去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们却对联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过年这个传统休闲期间他们也不在家歇着，而是跑来明军的军中打探。相对消息十分闭塞的底层贫农，富裕人家的眼界比较开阔，嗅觉也比较敏锐，他们看到缙绅阶层对明军热烈欢迎，立刻隐约察觉到这其实是一场风险不大的买卖——有这么多缙绅参与，官府不太可能在明军走后以通贼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对这些富裕人家来说，他们虽然不需要一百两银子的救命钱，但这么一笔钱完全可以让他们提早十年，或是提早一代人进入更富裕阶层的行列。
年后抵达明军营地中的，还有一些南昌等地的小地主，他们不顾路途遥远赶来九江明军营地，足以证明他们不但财力宽裕，而且消息灵通。对这些人来说，一百两银子的价值就更小了。有些从南昌带着女儿赶来的小地主为了租船、住店、雇马车就花了一、二两银子，如果明军和他们想象得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带着女儿回家。能够不在乎几两银子路费的家庭，显然对一百两银子的聘金也没有急迫的要求。
但这些人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一个个都把明军观察得很仔细，见到明军的军服、姿容后，所有的来访者都尝试与明军联姻。不少人还弹冠相庆，为自己没有让女儿缠足而欣慰——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地位还不稳定，也不敢保证女婿一定具有让女儿脱离体力劳动的实力。
相比富农，一只脚已经踏入缙绅阶层的人对政治更为敏感，也开始关心全省乃至天下的局面。这些准缙绅阶层相信和明军联姻不会导致自己遇到麻烦，他们对胥吏的抵抗能力也更强——最贫苦的百姓指望明军帮他们打通关节，如果在明军走后胥吏拿他们通贼的把柄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几乎没有自卫的能力，被害得家破人亡都不是不可能的；富农阶层的抵抗能力要强很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和胥吏有关系，而且还能指望乡老帮忙；而小地主本身就是乡老阶层，胥吏有时还需要他们配合工作，所以不会轻易招惹到他们的头上。这些小地主在缙绅阶层也有关系，就算明军不帮忙，他们自己都有办法把嫁出去的女儿统统说成是病死了。
这些小地主基本上有一些能力，能够挣下一些产业，或是继承长辈传下来的土地，也没有因为不良嗜好而把家业败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家里还没有出过有功名的读书人，几乎每一个处在这种阶层的家庭都正在供养一个最聪明的儿子脱离生产去读书。这是从农民阶层上升到缙绅阶层的最后一步，跃过了这道龙门，一个新的缙绅家族就诞生了；而如果跃不过去，那他们就会继续在原地打转。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一场痛苦的官司或是一个无能的继承人，就会把这个家庭重新打回底层。大部分的举人和超过一半的进士、同进士都出自这个阶层，不过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基层人口数量，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并且再上一个台阶的家族，称得上是凤毛麟角。
这些小地主并不急切需要一百两聘金去购买土地，但这笔钱可以让那个寄托着家族希望的儿子继续在省城里学习下去，拜入更好的老师名下，多参加一轮科举考试。一旦成功地跳过龙门，家族未来的几代人的繁荣就都有了保证。
这些人对女婿也有一定的要求，不但要求看看未来的女婿，还详细地打听女婿的各种情况，不愿意把女儿随便许配给某个兵痞无赖。幸好川军尽力配合，让这些人非常满意。和任堂谈判的时候，有些人还问起女儿远嫁四川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娘家保持联系——而贫穷的农民阶层很少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小地主们只会把女儿嫁给明军，而不会让儿子前去邓名的军中。女儿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和下注，终究是嫁给了外姓人，也便于掩盖；但是将儿子打发去明军那边，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对明军也没有充足的信心。这些人得到明军的聘金后，普遍拿出来一些给女儿购置嫁妆，多则二十两，少则十两，不让女儿两手空空地上路。
这些小地主不让中介的媒婆买卖他们的女儿，所以邓名交给任堂的中介费就省下一些，预算显然花不了。邓名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任堂拿出一部分预算来，交给这些小地主，让他们去办一些书院——和豪门不同，大部分这个阶层的人只能凑钱请老师来给子弟们上课，做不到请名师上门辅导——明军赞助他们开办书院是一种姿态，因为邓名不是夔东的闯营众将，他是文督师的代表，他的一举一动会被百姓们认为是南明朝廷的态度。
现在，小地主阶层是明军岳家集团中的顶层了。比他们地位更高的缙绅阶层是地方乃至天下的实际统治者，虽然缙绅家庭的数量只有小地主的几十分之一，但获得功名的缙绅子弟人数比小地主的子弟少不了多少，就是一整代人中都没有考取功名的，也不会对家族构成致命的损害。
缙绅阶层对政治和天下局势的变动比小地主阶层还要敏感，高邮湖之战后，江西有很多缙绅就决心与川军的军官联姻——他们的联姻对象只可能是明军的军官。如果邓名的少尉军官肯娶这些家庭的女儿，那缙绅们根本不会在乎聘金的数量，如果明军支付一百两的聘金，他们就会还回来价值一百两的嫁妆。
可是邓名不允许军人与小脚妇女联姻的命令堵死了缙绅的路，一些缙绅在与明军进行交易后，还要求面见邓名向他提出抗议。很多缙绅都暗示：这只是邓提督家的规矩，是提督你们老朱家的家规，和别家没有关系，不应该覆盖到全体部下身上。但邓名却装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邓名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地说明，别人还是不依不饶，现在邓名一听到这一类的暗示就感到全身无力，一点解释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了。
邓名只是强调，明军常常要进行高强度的流动作战，因此不便于携带一批残疾的妇女。而且明军担心上行下效，要是高级将领和军官们带头娶了残疾的妇女，那对下面的士兵也就控制不住了。
邓名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缙绅们也无可奈何，但他们的胆子比小地主们大得多，马上就有人提出要让儿子——大部分都是庶子，隐姓埋名地到明军那边服役；部分对明军特别有信心的缙绅，甚至表示愿意让嫡出的小儿子去四川。
这些缙绅家庭的孩子个个都认字，他们平日里的学习条件比小地主的子弟强得多，家庭可以给他们提供用来练习书写的笔墨纸张，往往还请了专门的开蒙老师。
在邓名原先的估计中，一百两银子对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产，虽然有通贼的威胁，但还是有很多人将会抵抗不住这个诱惑，而且明军出钱行贿胥吏更改了资料，不会给农民留下什么麻烦。明军大概会在江西为一半士兵谈好婚事，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是农民家的女儿。
江西会因此形成一个明军的岳家集团，在邓名看来，花这么一笔钱对明军也是有好处的，起码这些把姑娘嫁给明军的人不会称呼明军为贼；而且这几十万两银子会有一部分变成明军岳家集团手中的土地，虽然几率不高但可能会就此产生出一些读书人，对明军扩大影响也有助益。
开始的时候，邓名并不认为会有很多富农、小地主冒着通贼的危险来和明军联姻。可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判断完全不对，最贫穷的那部分农民虽然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很多，但最后相当一部分还是选择了放弃。他们处于被欺压的底层，对官府极为畏惧，生怕贪图这一百两银子会给全家带来灭顶之灾。只有极少数胆子特别大的，或是特别穷的人不顾一切地与明军联姻，以解燃眉之急。
出乎邓名意料的是，来和明军联姻的人中间，富农和小地主占了不小的比例。一百两银子对小地主、小土豪的诱惑要小一些，他们不需要这笔钱为家庭带去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们却对联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过年这个传统休闲期间他们也不在家歇着，而是跑来明军的军中打探。相对消息十分闭塞的底层贫农，富裕人家的眼界比较开阔，嗅觉也比较敏锐，他们看到缙绅阶层对明军热烈欢迎，立刻隐约察觉到这其实是一场风险不大的买卖——有这么多缙绅参与，官府不太可能在明军走后以通贼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对这些富裕人家来说，他们虽然不需要一百两银子的救命钱，但这么一笔钱完全可以让他们提早十年，或是提早一代人进入更富裕阶层的行列。
年后抵达明军营地中的，还有一些南昌等地的小地主，他们不顾路途遥远赶来九江明军营地，足以证明他们不但财力宽裕，而且消息灵通。对这些人来说，一百两银子的价值就更小了。有些从南昌带着女儿赶来的小地主为了租船、住店、雇马车就花了一、二两银子，如果明军和他们想象得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带着女儿回家。能够不在乎几两银子路费的家庭，显然对一百两银子的聘金也没有急迫的要求。
但这些人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一个个都把明军观察得很仔细，见到明军的军服、姿容后，所有的来访者都尝试与明军联姻。不少人还弹冠相庆，为自己没有让女儿缠足而欣慰——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地位还不稳定，也不敢保证女婿一定具有让女儿脱离体力劳动的实力。
相比富农，一只脚已经踏入缙绅阶层的人对政治更为敏感，也开始关心全省乃至天下的局面。这些准缙绅阶层相信和明军联姻不会导致自己遇到麻烦，他们对胥吏的抵抗能力也更强——最贫苦的百姓指望明军帮他们打通关节，如果在明军走后胥吏拿他们通贼的把柄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几乎没有自卫的能力，被害得家破人亡都不是不可能的；富农阶层的抵抗能力要强很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和胥吏有关系，而且还能指望乡老帮忙；而小地主本身就是乡老阶层，胥吏有时还需要他们配合工作，所以不会轻易招惹到他们的头上。这些小地主在缙绅阶层也有关系，就算明军不帮忙，他们自己都有办法把嫁出去的女儿统统说成是病死了。
这些小地主基本上有一些能力，能够挣下一些产业，或是继承长辈传下来的土地，也没有因为不良嗜好而把家业败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家里还没有出过有功名的读书人，几乎每一个处在这种阶层的家庭都正在供养一个最聪明的儿子脱离生产去读书。这是从农民阶层上升到缙绅阶层的最后一步，跃过了这道龙门，一个新的缙绅家族就诞生了；而如果跃不过去，那他们就会继续在原地打转。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一场痛苦的官司或是一个无能的继承人，就会把这个家庭重新打回底层。大部分的举人和超过一半的进士、同进士都出自这个阶层，不过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基层人口数量，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并且再上一个台阶的家族，称得上是凤毛麟角。
这些小地主并不急切需要一百两聘金去购买土地，但这笔钱可以让那个寄托着家族希望的儿子继续在省城里学习下去，拜入更好的老师名下，多参加一轮科举考试。一旦成功地跳过龙门，家族未来的几代人的繁荣就都有了保证。
这些人对女婿也有一定的要求，不但要求看看未来的女婿，还详细地打听女婿的各种情况，不愿意把女儿随便许配给某个兵痞无赖。幸好川军尽力配合，让这些人非常满意。和任堂谈判的时候，有些人还问起女儿远嫁四川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娘家保持联系——而贫穷的农民阶层很少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小地主们只会把女儿嫁给明军，而不会让儿子前去邓名的军中。女儿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和下注，终究是嫁给了外姓人，也便于掩盖；但是将儿子打发去明军那边，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对明军也没有充足的信心。这些人得到明军的聘金后，普遍拿出来一些给女儿购置嫁妆，多则二十两，少则十两，不让女儿两手空空地上路。
这些小地主不让中介的媒婆买卖他们的女儿，所以邓名交给任堂的中介费就省下一些，预算显然花不了。邓名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任堂拿出一部分预算来，交给这些小地主，让他们去办一些书院——和豪门不同，大部分这个阶层的人只能凑钱请老师来给子弟们上课，做不到请名师上门辅导——明军赞助他们开办书院是一种姿态，因为邓名不是夔东的闯营众将，他是文督师的代表，他的一举一动会被百姓们认为是南明朝廷的态度。
现在，小地主阶层是明军岳家集团中的顶层了。比他们地位更高的缙绅阶层是地方乃至天下的实际统治者，虽然缙绅家庭的数量只有小地主的几十分之一，但获得功名的缙绅子弟人数比小地主的子弟少不了多少，就是一整代人中都没有考取功名的，也不会对家族构成致命的损害。
缙绅阶层对政治和天下局势的变动比小地主阶层还要敏感，高邮湖之战后，江西有很多缙绅就决心与川军的军官联姻——他们的联姻对象只可能是明军的军官。如果邓名的少尉军官肯娶这些家庭的女儿，那缙绅们根本不会在乎聘金的数量，如果明军支付一百两的聘金，他们就会还回来价值一百两的嫁妆。
可是邓名不允许军人与小脚妇女联姻的命令堵死了缙绅的路，一些缙绅在与明军进行交易后，还要求面见邓名向他提出抗议。很多缙绅都暗示：这只是邓提督家的规矩，是提督你们老朱家的家规，和别家没有关系，不应该覆盖到全体部下身上。但邓名却装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邓名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地说明，别人还是不依不饶，现在邓名一听到这一类的暗示就感到全身无力，一点解释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了。
邓名只是强调，明军常常要进行高强度的流动作战，因此不便于携带一批残疾的妇女。而且明军担心上行下效，要是高级将领和军官们带头娶了残疾的妇女，那对下面的士兵也就控制不住了。
邓名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缙绅们也无可奈何，但他们的胆子比小地主们大得多，马上就有人提出要让儿子——大部分都是庶子，隐姓埋名地到明军那边服役；部分对明军特别有信心的缙绅，甚至表示愿意让嫡出的小儿子去四川。
这些缙绅家庭的孩子个个都认字，他们平日里的学习条件比小地主的子弟强得多，家庭可以给他们提供用来练习书写的笔墨纸张，往往还请了专门的开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