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到现在算是停滞不前了，每个跟这个案子有关的犯罪嫌疑人似乎都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或者都有一套理由自圆其说。最倒霉的是鉴识组在案发现场竟然没有找到一点点有用的指纹。
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没有合过眼，平均一天也就休息个三个小时吧。我开始怀念那无所事事的工作日子，这也是真累啊。每天早上都会觉得有点破案的曙光可是一到警局核实证据的时候都会失望而归。
这个案子发生后的第五天，我又起了个大早。我的身体已经如同机器一般僵硬十足。而伴随着僵硬的还有疼痛，我已经没有力气洗脸刷牙了。我瘫坐在沙发上，下意识的打开电视。很巧那是正好播放的是早间新闻，我半看不看的在那里发呆。
“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在中秋节前夕，我市发生了一起恶劣的事件。一名名叫徐静静的女子死在了出租屋内，具体细节尚未知晓。公安局正在侦破中。”
这就是当时那个报道的前言，我听到后身体的疲倦全无，开始仔细听了起来，也许媒体会给我们带来点破案的灵感呢。
主持人邀请了一位著名的专家据说是犯罪心理学教授，具体的名字我早一记不清了。因为这跟案子没有太大的关系。接下来是他的分析结果。
“在我看来，公安局也许都已经掌握了凶手，只是不敢把她公之于众，据我了解死者是个性工作者，而凶手就是她的老板，而她最近就要接受组织卖淫的审判，而凶手动用自己的关系让刑事组对他取消了起诉，反正都要判刑。我没有任何阴谋论，我只是觉得这个么简单但案子发生一周了竟然还还没有破案。”
我听到这里我瞬间火冒三丈，如果那个电视不是我花钱买的我一定会砸了它。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一个教授没有上过一次的案发现场就可以说出这么主观的话吗？我又在网上找了几篇报道，他都是这么回答的。我马山截了图，穿上衣服去上班了。
再去的路上我越想越气，我便跟刘小彧打了个电话。他刚一接通我就听到电话那头吵闹的声音，我问他怎么了他始终都没有听到。也许是我的信号不好我只能这么想了。
在距离警局不到100米的地方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师傅告诉我前面好像堵车了。我当时还很纳闷这个点不应该啊，可是我抬头一看。就在前面密密麻麻停着大大小小的车子，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可以看见有人里三层外三层的站着。可能又是倒霉的交通事故，交通组的同事没有来吗。我纳闷的走向人群，外面的一层无疑是看热闹的人群，就是附近刚刚锻炼完的大爷大妈们，我拨开人群之间里面有几家媒体人士在那利用麦克风一直喊道“群众需要真相，群众有知情权！”
在我眼里麦克风就好像清末时期的抵抗外国人的长枪一样，既是有识之士不甘堕落的手段也是愚昧者在反抗时不知进步的武器。在长枪的那头正是我的同事刘小彧，他一边说着我们也不知道一边解释他们问的问题。可是那帮记者可不管这些一直在那里质问，愚昧的质问。突然在人群中不知是谁在那里喊道要抓住那个死者的上司他就是凶手。这一喊不要紧，其余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抓住凶手，抓住凶手。”就这么喊着。我知道自己不能这么盲目的参与进去，我庆幸自己我没有穿警服上班，我溜着边蹭一下挤一下的终于进来了。我不知最后他们是怎么走的，也许他们也喊累了需要回家吃饭了吧。现实就是这样，他们不知真相就敢在这里撒欢打泼可是累了之后我们又不能惩罚他们，而他们也马上抛在脑后去完成自己无聊的人生了。
我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被通知8点要开一个局长主持的会议，我一猜就知道肯定跟这个案子有很大关系。也许我早就猜到那时的结局可是谁也不敢相信，真相也有可能被逼着掩盖掉了。
我们的局长叫雷“”，出生在1966年正是“”开始的时候，他长着不高，胖胖的，脸上很是慈祥，他的为人也没有辜负他的那张脸，对待下属也很友好。他还姓雷，我一见他我就想到福尔摩斯里那个矮矮的苏格兰场警察雷斯垂德，可他比雷斯垂德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不是蹩脚警察。
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氛围我好像似曾相识，没错就是队长开会的那次。我感觉到了比上次还要浓烈的紧张感，我这次可不敢坐离局长太近的位置，况且我的职位也不允许我坐在那里。我找了一个最靠边的位置，心想这次的会议我可不要发言。
会议开始了，好巧不巧这次的会议我们的队长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猜他也在躲避局长的质问。开始的问题就很劲爆，直接质问我们刑事组凶手是谁？我们当然会回答得很委婉，就说还没有找到指认凶手的证据但是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人了。但是这个回答似乎让局长很是恼火，他接下来的问题我一一记录过。问题全是局长问的，回答均是队长地回答。
“最大的嫌疑人是不是那个叫费艳的女子？”
“是的，他现在有很大的嫌疑。”
“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的话他现在会被判处什么刑罚？”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组织他人或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判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根据她现在的情况来看处于无期徒刑的几率会大一些。”
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没有合过眼，平均一天也就休息个三个小时吧。我开始怀念那无所事事的工作日子，这也是真累啊。每天早上都会觉得有点破案的曙光可是一到警局核实证据的时候都会失望而归。
这个案子发生后的第五天，我又起了个大早。我的身体已经如同机器一般僵硬十足。而伴随着僵硬的还有疼痛，我已经没有力气洗脸刷牙了。我瘫坐在沙发上，下意识的打开电视。很巧那是正好播放的是早间新闻，我半看不看的在那里发呆。
“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在中秋节前夕，我市发生了一起恶劣的事件。一名名叫徐静静的女子死在了出租屋内，具体细节尚未知晓。公安局正在侦破中。”
这就是当时那个报道的前言，我听到后身体的疲倦全无，开始仔细听了起来，也许媒体会给我们带来点破案的灵感呢。
主持人邀请了一位著名的专家据说是犯罪心理学教授，具体的名字我早一记不清了。因为这跟案子没有太大的关系。接下来是他的分析结果。
“在我看来，公安局也许都已经掌握了凶手，只是不敢把她公之于众，据我了解死者是个性工作者，而凶手就是她的老板，而她最近就要接受组织卖淫的审判，而凶手动用自己的关系让刑事组对他取消了起诉，反正都要判刑。我没有任何阴谋论，我只是觉得这个么简单但案子发生一周了竟然还还没有破案。”
我听到这里我瞬间火冒三丈，如果那个电视不是我花钱买的我一定会砸了它。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一个教授没有上过一次的案发现场就可以说出这么主观的话吗？我又在网上找了几篇报道，他都是这么回答的。我马山截了图，穿上衣服去上班了。
再去的路上我越想越气，我便跟刘小彧打了个电话。他刚一接通我就听到电话那头吵闹的声音，我问他怎么了他始终都没有听到。也许是我的信号不好我只能这么想了。
在距离警局不到100米的地方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师傅告诉我前面好像堵车了。我当时还很纳闷这个点不应该啊，可是我抬头一看。就在前面密密麻麻停着大大小小的车子，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可以看见有人里三层外三层的站着。可能又是倒霉的交通事故，交通组的同事没有来吗。我纳闷的走向人群，外面的一层无疑是看热闹的人群，就是附近刚刚锻炼完的大爷大妈们，我拨开人群之间里面有几家媒体人士在那利用麦克风一直喊道“群众需要真相，群众有知情权！”
在我眼里麦克风就好像清末时期的抵抗外国人的长枪一样，既是有识之士不甘堕落的手段也是愚昧者在反抗时不知进步的武器。在长枪的那头正是我的同事刘小彧，他一边说着我们也不知道一边解释他们问的问题。可是那帮记者可不管这些一直在那里质问，愚昧的质问。突然在人群中不知是谁在那里喊道要抓住那个死者的上司他就是凶手。这一喊不要紧，其余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抓住凶手，抓住凶手。”就这么喊着。我知道自己不能这么盲目的参与进去，我庆幸自己我没有穿警服上班，我溜着边蹭一下挤一下的终于进来了。我不知最后他们是怎么走的，也许他们也喊累了需要回家吃饭了吧。现实就是这样，他们不知真相就敢在这里撒欢打泼可是累了之后我们又不能惩罚他们，而他们也马上抛在脑后去完成自己无聊的人生了。
我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被通知8点要开一个局长主持的会议，我一猜就知道肯定跟这个案子有很大关系。也许我早就猜到那时的结局可是谁也不敢相信，真相也有可能被逼着掩盖掉了。
我们的局长叫雷“”，出生在1966年正是“”开始的时候，他长着不高，胖胖的，脸上很是慈祥，他的为人也没有辜负他的那张脸，对待下属也很友好。他还姓雷，我一见他我就想到福尔摩斯里那个矮矮的苏格兰场警察雷斯垂德，可他比雷斯垂德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不是蹩脚警察。
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氛围我好像似曾相识，没错就是队长开会的那次。我感觉到了比上次还要浓烈的紧张感，我这次可不敢坐离局长太近的位置，况且我的职位也不允许我坐在那里。我找了一个最靠边的位置，心想这次的会议我可不要发言。
会议开始了，好巧不巧这次的会议我们的队长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猜他也在躲避局长的质问。开始的问题就很劲爆，直接质问我们刑事组凶手是谁？我们当然会回答得很委婉，就说还没有找到指认凶手的证据但是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人了。但是这个回答似乎让局长很是恼火，他接下来的问题我一一记录过。问题全是局长问的，回答均是队长地回答。
“最大的嫌疑人是不是那个叫费艳的女子？”
“是的，他现在有很大的嫌疑。”
“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的话他现在会被判处什么刑罚？”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组织他人或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判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根据她现在的情况来看处于无期徒刑的几率会大一些。”